文/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海商学文化交流中心院高级顾问）
“三期叠加”的挑战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第一期叫做“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个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九五”计划时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20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2008年底到2009年，用强刺激的政策扩需求保增长。增长率保住了，但是负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日本1986 年的刺激政策引发资产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日本的前车之鉴启示我们，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隐患，各种挑战。
根据“供给侧因素”提出对策
对于增速下降有两种对策选择。宏观经济分析不外乎从两个侧面，即从需求分析或者从供给分析。
第一种对策，可概括为从“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之前最流行的“三驾马车”分析方法，就是从需求侧的三个主要因素：消费、投资、出口的状况去探求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源和寻求对策。这种分析认为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萎靡不振，拉不动中国经济的大车，解决之道就是想办法重振这“三驾马车”。这种分析法显然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总需求则是由消费、投资、进出口、财政赤字所构成。由此得出的对策，就是靠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长。这种分析方法和从中引出的结论在理论上和实际运用中都是存在问题的。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它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经济问题，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是不合适的。从长期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处方不能用。
我们过去一直用需求拉动增长，特别是2009年的强刺激，反复的强刺激结果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上公认的投资报酬递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维持了相当长时期以后，在2008 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使增速一度下降。随后在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下止跌回升，重回8%以上的增长速度，甚至从2009年第四季到2010年第1季度连续3个季度达到10%以上增长率，然后就开始掉头向下。近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4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今年上半年降到7.0%，第三季度进一步降到6.9%。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强度并不比2009年低，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几近于无。强刺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积累。一般认为，总的杠杆率到200%以上就要引起注意。据有的机构研究，我国去年总的杠杆率已达到283%，这是很高的负债率，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的风险一定要规避，如果爆发的话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可见，一方面，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刺激政策促增长的效果每况愈下，另一方面，过量的投资会导致杠杆率不断提高、债务积累，这都使我们不能把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从它已经造成的后果来看，采用这种办法的风险太大了。
另外一种方法叫“供给侧因素”的分析。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从供给侧的分析寻找对策。供给侧分析认为经济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因为驱动力量或动力不足。这个分析框架就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认为推动供给的基本上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投资，第三个是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总产出只由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因素决定;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加入，增长的动力只有新增资本（投资）一项。然而投资的单项增长，必然造成投资报酬递减的结果。于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用美国二十世纪前49年的数据，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发现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并未提高。索洛认为，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公式中的A，这是劳动和投资都不能解释的一个余数，经济理论上叫做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也就是技术进步。这一理论模型对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对索洛余值的内容，Solow、Kuznets 和Schultz有不同的界定。索洛余值的“技术”概念很宽泛，是指所有的生产方法的改进。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技术运用。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则是一个常常用到的统计上的概念，叫TFP，就是效率提高。尽管用语不尽相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肯定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用我们现在在实际工作中，政治文件中用的话来说，就是1995年以来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论是：我们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A（提高TFP）， 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关键在于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我们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所提出来的。
“九五”（1996-2000年）期间适逢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指引下兴起的改革大潮，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遗憾的是，到了“十五”期间（2001-2